在当前反资本主义抗议活动(从华尔街到伦敦金融城)的表面之下,是一块长达10年且从未痊愈的伤口。2001年10月16日,安然(Enron)召开财报电话会议,第一次向世人提醒其表外安排的毒性。这引发了一个死亡螺旋。12月2日,安然破产。一年内,其审计机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en)四分五裂。
安然事件被编成书,拍成电影,编成话剧并成为受托过失与欺诈的代名词。但真正的教训却被人们忽略了。
很多人像读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老千骗局》(Liar’s Poker)一样来看待那些说教——道德、治理和透明的重要性、复杂、短期主义和片面激励的危险。该书讲述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所罗门兄弟投行(Salomon Brothers)的交易丑闻:他们并非把这当成警示,而是用作者的话来说,“当作一本操作指南”。
世界应从安然事件中吸取下列教训:
糟糕文化始于高层。作为该公司的领导人,肯·莱(Ken Lay)和杰夫·斯基林(Jeff Skilling)因安然的增长而受到称赞,但他们放任一系列假公济私的行为和丑闻,致使安然被拖垮,他们应对此负责。在此次金融危机期间破产的公司——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主要是由于领导人狂妄自大、自以为坚不可摧而破产的。
糟糕的结果通常源于很多小的步骤,而非因为走错一步。安然董事会曾作出声名狼藉的决定,放弃其行为准则,让首席财务官担任一表外工具的无限合伙人,这一决定是安然一系列更小决定的最高潮。董事们是一步步被带入泥潭的。
利益冲突和糟糕的货币激励助长不良行为。揭露安然真相的前安然高管莎朗·沃特金斯(Sherron Watkins)最近告诉我:“我10年来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得出一个悲哀的结论:当很多钱淹没你时,这确实会妨碍你的判断。”
安然董事的俱乐部式文化(咨询费或向一些董事青睐的慈善组织捐款让这变得更为顺畅)因安达信存在的利益冲突变得更为复杂。相对于监督安然帐簿,安达信从担任安然顾问中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然而,美国公司董事会至今仍反对对股东民主进行制衡。欧洲监管者直到最近才重新就咨询-审计冲突问题与专业服务机构展开斗争。尽管现在直接奖励期权的公司变少了,但在此次危机之前,不佳的薪资结构影响了银行的判断,并鼓励了如今仍在妨害很多企业决策的短期主义。
复杂性掩盖了弱点。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对银行造成破坏的复杂衍生品和表外工具,是有着奇怪名号的合伙企业——Chewco,Jedi、Raptors——的后继者,那些合伙企业曾帮助让安然的正当业务复杂化。
在建立了这些结构后,它们的建筑师们(如果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东西的话)自然会倾向于含糊其辞,而非公开透明。
信任缺失破坏了商誉。欺诈和共谋是莱和斯基林入狱的罪名,莱在法庭宣判后不久即去世,斯基林继续上诉。但最后阶段始于对安然核心交易业务的信任坍塌。正如一位安然前员工现在所言:“事实不断证明比报道还要糟糕。”这听上去与曾困扰银行(在一些例子里,还在继续困扰银行)的信任危机惊人的相似。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2011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