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反资本主义抗议活动（从华尔街到伦敦金融城）的表面之下，是一块长达10年且从未痊愈的伤口。2001年10月16日，安然(Enron)召开财报电话会议，第一次向世人提醒其表外安排的毒性。这引发了一个死亡螺旋。12月2日，安然破产。一年内，其审计机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en)四分五裂。

安然事件被编成书，拍成电影，编成话剧并成为受托过失与欺诈的代名词。但真正的教训却被人们忽略了。

很多人像读迈克尔·刘易斯(Michael Lewis)的《老千骗局》(Liar’s Poker)一样来看待那些说教——道德、治理和透明的重要性、复杂、短期主义和片面激励的危险。该书讲述的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所罗门兄弟投行(Salomon Brothers)的交易丑闻：他们并非把这当成警示，而是用作者的话来说，“当作一本操作指南”。

世界应从安然事件中吸取下列教训：

糟糕文化始于高层。作为该公司的领导人，肯·莱(Ken Lay)和杰夫·斯基林(Jeff Skilling)因安然的增长而受到称赞，但他们放任一系列假公济私的行为和丑闻，致使安然被拖垮，他们应对此负责。在此次金融危机期间破产的公司——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贝尔斯登(Bear Stearns)、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主要是由于领导人狂妄自大、自以为坚不可摧而破产的。

糟糕的结果通常源于很多小的步骤，而非因为走错一步。安然董事会曾作出声名狼藉的决定，放弃其行为准则，让首席财务官担任一表外工具的无限合伙人，这一决定是安然一系列更小决定的最高潮。董事们是一步步被带入泥潭的。

利益冲突和糟糕的货币激励助长不良行为。揭露安然真相的前安然高管莎朗·沃特金斯(Sherron Watkins)最近告诉我：“我10年来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得出一个悲哀的结论：当很多钱淹没你时，这确实会妨碍你的判断。”

安然董事的俱乐部式文化（咨询费或向一些董事青睐的慈善组织捐款让这变得更为顺畅）因安达信存在的利益冲突变得更为复杂。相对于监督安然帐簿，安达信从担任安然顾问中获得了更高的收入。

然而，美国公司董事会至今仍反对对股东民主进行制衡。欧洲监管者直到最近才重新就咨询-审计冲突问题与专业服务机构展开斗争。尽管现在直接奖励期权的公司变少了，但在此次危机之前，不佳的薪资结构影响了银行的判断，并鼓励了如今仍在妨害很多企业决策的短期主义。

复杂性掩盖了弱点。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对银行造成破坏的复杂衍生品和表外工具，是有着奇怪名号的合伙企业——Chewco,Jedi、Raptors——的后继者，那些合伙企业曾帮助让安然的正当业务复杂化。

在建立了这些结构后，它们的建筑师们（如果他们完全了解这些东西的话）自然会倾向于含糊其辞，而非公开透明。

信任缺失破坏了商誉。欺诈和共谋是莱和斯基林入狱的罪名，莱在法庭宣判后不久即去世，斯基林继续上诉。但最后阶段始于对安然核心交易业务的信任坍塌。正如一位安然前员工现在所言：“事实不断证明比报道还要糟糕。”这听上去与曾困扰银行（在一些例子里，还在继续困扰银行）的信任危机惊人的相似。

（来源：英国《金融时报》    2011年10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