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5日－16日由美国会计学会和中国会计学会联合主办、厦门大学承办的“《国际会计研究学刊》首届年会———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与采用：机遇和挑战”在厦门大学召开。各国会计专家各抒己见，热烈讨论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IFRS）发展中的理论和实务问题。其间，《中国会计报》记者特就我国会计界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IFRS的采用策略和公允价值的应用采访了国内外的知名学者，并整理各位专家的观点奉献读者。

分论坛1：IFRS提升了会计信息质量

托尼·康（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尽管法国和德国两国社会制度、文化与经济状况有所不同，但两个国家在采用IFRS后，会计信息的质量得到了大幅提高。不仅如此，法国和德国在采用IFRS后，其盈余与账面价值的可比性也得到了大幅提高。

瓦尔帕莱索（智利天主教大学）：智利维罗妮卡·皮萨罗大学智利采用IFRS后，其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得到了提高。IFRS对智利农业部门与林业部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IFRS对智利农业部门的资产净值的提高带来了积极影响。

蔡依霖(伊莱恩)（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强制采用IFRS能够促使会计质量提高，实践证明：澳大利亚强制采用IFRS后，其会计质量就要比其原来采用澳大利亚公认原则时强许多。强制采用IFRS后，澳大利亚企业对盈余管理投入的精力开始减少，能够及时报告企业亏损。

纳比尔·伊莱亚斯（美国北卡莱罗纳大学）：目前的研究表明，IFRS能够提高会计质量，以IFRS为基础的报告或许也不会导致较多盈余管理。

金正本（香港城市大学）、石海娜（复旦大学）：主动采用IFRS的国家与非主动的国家相比，可以获得更多可资利用的信息。主动采用IFRS可以进一步增强分析信息的质量。IFRS的采用可以使公共和私人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得到提高。

分论坛2：采用IFRS给企业带来利好

斯蒂夫·林（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美国投资者认为，趋同而非采用对美国市场而言是个比较好的方案。具有较低会计信息质量的美国企业能够从IFRS采用中受益匪浅。强制采用IFRS能给法律执行力度薄弱国家的公司带来好处，而这些受益的公司也具有实现更高合规水平的经济能力。拥有IFRS高合规率的公司能吸引更多外国投资。

罗志光（法律、传媒与商学院）、李宗彦（南京审计学院）：早期主动采用IFRS第39号对马来西亚商业企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采用IFRS第39号的马来西亚商业企业的所有权结构与审计声誉可能成为决定因素。早期主动采用IFRS第39号对盈余管理也产生了一定的激励作用。

弗朗西斯科·博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雷纳德·佩雷拉（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美国上市公司似乎比非上市公司的IFRS合规水平更高。

具有IFRS预期得分较高的公司一定能够赢得市场的青睐。

分论坛3：IFRS影响财务分析

金琳（美国圣约瑟夫大学）、佩尔韦兹·阿拉姆（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瓦卡尔·干尼（美国圣约瑟夫大学）、萨缪尔·斯泽维克（美国德雷赛尔大学）：相对于IFRS在欧盟国家的研究，中国后商业企业会计准则时代的预期准确性有所下降。

IFRS趋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但不充裕的资本市场结构也削弱了账面价值会计信息的应用。

克雷格·博尔顿（美国杨百翰大学）：在以原则为基础的IFRS体系下，这些原则往往反映基本确认、计量以及报告需求等概念。

黄志昌（澳大利亚阿德雷德大学）：采用IFRS后，分析预期准确性得到了提高。按照IFRS的规定，商誉摊销费的报告为分析公司未来盈余提供了更多价值相关的信息。

（来源：中国会计报   2011年6月25日）

国际会计专家学者对话《中国会计报》

《中国会计报》：采用IFRS时，中国应采取怎样的策略？是趋同还是直接采用？

格雷格·伯顿（Greg Burton）：我认为对于一个不具备发达市场的国家，“采用”IFRS是一个好办法，但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出台了自己的会计准则，并习惯于出台会计准则的话，那么，“趋同”无疑是比“采用”更好的办法，因为可以保持对准则的控制，保持对所需要准则进行调整的权力。因此，“趋同”要比“采用”好，如果中国已出台会计准则的话。

斯蒂芬·林（Stephen Lin）：我非常认同格雷格的观点。要知道，中国的情况非常特殊，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市场国家。对于中国而言，“趋同”可能是比“采用”更好的选择。

格雷格·伯顿（Greg Burton）：某些人经常拿公司说事，而上市公司尤其是拥有众多外部股东的上市公司往往会成为其谈论的焦点。我认为，这些公司或许真的应该采用那种让每个人都能读懂其财报的会计准则，而这些准备采用IFRS的公司将会从本国选择“采用”还是“趋同”中受益。

郑振兴（C.S.Agnes Cheng）：其实，问题很简单，就是一个做出合适选择的过程。

公司可以有选择权，正像国家有选择用何种方式接受IFRS一样。美国目前要么完全采用IFRS，要么选择与IFRS“趋同”。

格雷格·伯顿（Greg Burton）：如果公司拥有很多外部董事、外部资本或者想要更多外部资本，那这些公司将会从直接采用IFRS获得更多益处，因为如果采用IFRS，每个人就都能读懂财报，也就不会出现任何理解上的偏差。

欧文·布莱克（Ervin Black）：那您对中国的会计准则问题有什么看法？

格雷格·伯顿（Greg Burton）：中国即将出现世界范围的资本市场，中国鼓励本国公司主动与其他国家同行进行国际会计交流与比较，特别是在国际融资租赁问题上。

郑振兴（C.S.Agnes Cheng）：我认为，“采用”概念存在很宽泛的解释，同样，“趋同”概念也存在很宽泛的解释，因此，我们必须正确理解上述两个概念。当然，一个国家对“采用”与“趋同”有自己的选择权。“趋同”往往在成为国家法律法规前，要经过一系列的法律程序最终才能获批。实际上，“趋同”的过程，也允许国家对其保持控制。这意味着，一旦一国出台的准则有所变化的话，“趋同”在变为一国法规前也要经过法律程序上的调整。

格雷格·伯顿（Greg Burton）：其实，这很像几年前，也就是2005年以前德国的情况。德国一些公司完全采用了IFRS，而一些公司则使用德国公认会计原则，有的甚至使用美国公认会计原则，但无论各地采用何种会计原则，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让这些公司去资本市场融资。这也是上述公司求之不得的事情。

《中国会计报》：考虑到中国现实的国情，中国是否适合采用公允价值计量？

郑振兴（C.S.Agnes Cheng）：公允价值会计正逐渐控制着人们对于盈利的心理行为，正是因为有了公允价值会计，职业经理人才会经常把公允价值挂在嘴边。职业经理人不能操纵大量的已有信息，而应该依靠市场，掌握大量的有关市场价值或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信息。其实，很多学者现在都不太喜欢公允价值，认为金融资产按市值计价无疑让此次金融危机雪上加霜。

格雷格·伯顿（Greg  Burton）：很多人说，IFRS中公允价值应用的3个级次中的第一个层级和第二个层级存在问题，我认为，第二个和第三个层级没有问题。

欧文·布莱克（Ervin Black）：美国的情况还不太一样，美国有很多公允价值计量的变通做法，而且美国的这种做法也得到了世人的理解和肯定。其实，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不但要依靠计量，更要依靠所使用的数据类型。

格雷格·伯顿（Greg Burton）：现在，学界有一种担忧，就是各国在采用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的时候，能否有认清公允价值会计准则本质的能力。

中国是否具备认识公允价值本质这方面的能力，我们不得而知。另外，公允价值与数据和计量模式密不可分。

郑振兴（C.S.Agnes Cheng）：目前，许多专家学者并不太喜欢公允价值，认为它是加重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他们认为，公允价值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层级暴露出不少问题，而第三个层级则鲜有问题发生。

有专家指出，公允价值的实施要建立在数据和模型的基础上，而他们认为，公允价值所有的模型并不都能适用于所有的情况，例如，像中国这样的情况，公允价值模型恐怕就不能完全适用。

托尼·康（Tony Kang）：是的，我也同意这种观点。中国要应用公允价值还需要一段时间。

郑振兴（C.S.Agnes Cheng）：公允价值会计的成功取决于市场的成功，如果不存在市场价值的话，公允价值的估计数就能引发更多盈余管理的问题。美国公认会计准则对于估算公允价值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层次所产生的问题就比第三个层次少。对于中国而言，如果市场没有准备好的话，公允价值会计将不会起到任何作用。学者往往会在公允价值应用到经营资产上遇到诸多问题，这不仅是由于不存在可靠的市场，还由于公允价值体系掩盖了金融分析所能估算经营效率的办法。可以说，中国如果直接应用公允价值是非常危险的。

（来源：中国会计报   2011年6月25日）